《夾邊溝記事》：飽食一頓

夾邊溝記事：飽食一頓
——關於四十年前中國飢餓與死亡的真實敘述
作者：楊顯惠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講在夾邊溝經歷過的事情當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嗎?」

「對。就我所知，凡是從夾邊溝走出來的人，都有許多難忘的事情。就你個人來說，你認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難忘，刻骨銘心……」

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蘭州市七里河區建蘭市場的一角——花卉市場——高吉義先生開設的花卉醫院里。這個花卉市場不大，大約有四五十家花店圍成個四合院。天氣已經很冷了，夜間溫度降到了零度之下。這是白天，花店的老闆們為了招徠顧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鮮花擺在門外。許多盆花把四合院裝扮得花團錦簇，香氣撲人。

高先生的小鋪外邊一盆花也沒有。他開設的是花卉醫院，專門向那些養著幾盆花但又缺乏養花經驗的人講授栽花知識，如何治療和預防各類花卉疾病，同時出賣花葯和花草肥料。他把對外的櫥窗打開，在臨窗處擺了一張桌子。桌上擺著許多裝有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著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門口的一隻矮椅子上。看來這只小椅是專為客人准備的。小鋪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積，一角上還堆著一堆種花用的腐殖質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賣的，顧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裝好一袋，收三五角錢。是個斗室，坐不下第三個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憶，久久不語。他揚著灰白色頭發的頭顱，他的年齡並不是很大——才六十四歲——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視著他，啟發他：你想一想，在夾邊溝三年，你一定經歷過很多難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兩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難以忘懷的……

我這是第二次拜訪高先生了。前兩天，一位也是在夾邊溝農場勞教過的老先生領著我來見他，我們相識了，且泛泛地談了談夾邊溝。臨別我曾囑他，花點時間認真回憶一下夾邊溝的生活，過兩天我將正式采訪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後說話了：難忘的事情是很多，還真有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裡藏了幾十年，我從沒對人說起過，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時時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時把我從睡夢中驚醒……那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事，幾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錯了呢還是沒做錯……

第一次見高先生，他給我的印象是位性格開朗說話乾脆且善於言談的人，但今天他說話的口氣卻遲遲疑疑，有點欲說還休的樣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項矚目，耐心地等待他說話。就我的經驗來說，聽這些老先生談話是不能著急的，不能催，不能追問。你越是催促急於了解下文，他可能談得越是簡潔，或者乾脆就此打住。這些夾邊溝農場的倖存者真是怕樹葉子掉下來打破了頭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時間……高先生的臉上呈現出努力回憶的神情說。對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領導從全場抽了八九個身體好的人，到酒泉縣去拉洋芋種子……里邊有農業隊和基建隊的幾個人，還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隊的分隊長，是個「拐棍」——我們八個人由他帶隊。還有一個姓魏的二勞改也是管我們的。還有一個理發員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還黑黑的，我們八個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麵糊糊，然後就坐上卡車出發了……

我打斷高吉義：高先生，問你個問題，拉種子是農業隊的事，怎麼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組的人嗎?金振柱是基建大隊的呀，他怎麼領著農業隊的人出去幹活?

高吉義說，那時間勞教已經兩年多了，右派們都已經累垮了，也餓垮了，有些人死了，活著的也都身體虛弱，農業隊挑不出幾個能裝車卸車的人來；遇上這種外出裝卸貨物的活，就要從全場挑人。我因為到夾邊溝不久就到了木工組當木匠，木匠的活輕松，身體雖說比以前虛弱了，但比別人強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說我是全場最年輕的右派，進夾邊溝的時候才二十一歲，身體最好的時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幾歲，可他到夾邊溝以後就當分隊長，管人。不下大田，體能消耗少；再說，領導為了叫他管其他勞教分子，伙食上照顧他，每頓飯都多給他些吃的，他的身體也比較健壯。他長著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紅潤的面孔。你看見過他嗎?

見過。我采訪過他。和你說的一樣。

卡車在路上跑了一個小時，到了酒泉，進了一個大院，從一間大房子里裝洋芋……

我問，哪個大院?是在酒泉勞改分局的大院里嗎?

不是，那不像個機關。除了看大門的，院子里再沒有什麼人。

為了印證我以前的采訪，我又問，大院在什麼地方?是在酒泉縣城鼓樓的西北角上嗎?那裡曾經是酒泉勞改分局的服裝廠，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車間。

不知道。我只記得院子很空，沒啥人，像是倉庫。

你們進城從哪條路走的?那時的酒泉縣城就是個大十字，有東南西北四條街，大致的方位總是知道的。你說的大房子，沒啥人，是不是在城郊農場?城郊農場的庫房?

不是，就是在城裡。在城裡什麼地方沒看下。那是早晨天剛亮的時間，風颳得很冷，我們坐在車槽里根本沒往外看。

我不再問了。高先生繼續說，那洋芋我判斷是從外地調來的種子，因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連點麥草都沒苫嘛。我們就從大堆上往麻袋裡裝，往外抬，裝車。四個人抬一麻袋，提著麻袋的四個角；第五個人鑽到麻袋下頭再扛一下，我們才能把麻袋裝上車去。

到十點多鍾汽車裝滿了，車要走了，那個二勞改叫我們從裝好的麻袋裡稱出十六斤洋芋來，說是一人兩斤，煮著吃。自從進了夾邊溝，近兩年了，我就沒吃過一頓飽飯。剛到夾邊溝的時候伙食最好，也才吃個半飽。看著一汽車洋芋吃不進肚子里，我實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勞改說，你把那多稱出幾斤來，叫我們吃飽一頓不行嗎?你的肚子不餓嗎?二勞改在農場里的地位比我們高，人家是掙工資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問題上比我們辦法多，但他們也是吃不了太飽，所以我才大著膽子那麼說。可是那個二勞改說不行，不是不叫你們吃，是怕你們吃得太飽下午幹不成活。結果我們就一人吃了兩斤洋芋。肚子雖然沒吃飽，但比起農場伙房的伙食來強多了。

我說，庫房裡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嗎，煮著吃不行嗎?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員——就是那個看大門的，不叫我們動庫房的土豆。裝麻袋都是過秤的，人家要記數。

我們裝了兩天洋芋，一天兩車，裝了四車。我們只管裝不管卸，晚上不回夾邊溝，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間空房裡。第二天傍晚，最後一車洋芋裝好了，行李都捲起來裝上汽車了，二勞改說話了：今晚上叫你們吃一頓飽飯——卸下一麻袋來，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盤不知什麼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鍋，我們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還是挑裝得最滿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滿滿一鍋。我們確是餓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開了。

洋芋燙得很，一時間吃不進肚裡，我們就一邊吃一邊把洋芋掰開，放在地上涼著，一邊涼一邊吃。

長期挨下餓的人，可有一頓吃飽的機會了，吃的時候連嚼碎都來不及，人人都是嚼兩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圇吞棗。吃呀吃呀，肚子吃飽了，吃脹了，但還是接著吃。大家都知道，這樣飽吃一頓的機會是很難得的，可能就這么一次，今後再也不會有的。結果呢，我們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結果，我們九個人——包括汽車司機——把一鍋洋芋吃完了。

吃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壞事了!那時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現在的柏油馬路，是土路上鋪了點沙子，再加上保養不好，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車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顛老高。我們本來就吃得太脹坐不下也站不成——裝了一車洋芋往哪裡站呀——汽車出了城遇上坑一顛就都吐開了，每顛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還脹得痛。越顛越痛。我們都怪司機把車開得太快了，就砸車棚，叫他開慢些。開慢了吐得少些，但胃還是疼。沒辦法，只得忍著：挺著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著，兩手在身後撐在麻袋上竭力減緩汽車顛簸帶來的震動。

忍著，堅持著，真是痛不欲生呀。終於堅持到夾邊溝農場的場部了。司機把車停在場部辦公室前邊叫我們下車——從這兒回農業隊或基建大隊各自都方便—— 他再把車開到糧食倉庫去卸洋芋，那邊有專門卸車的人。可是我們八個人只下去了兩個人，金振柱和那個姓魏的二勞改。他們兩個人比我們吃得少，痛苦還輕一些；再說他們是坐在駕駛室里的，下車也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車一停下不顛了，就勢躺在麻袋上就動彈不了啦，下不去車了。我們痛苦得死去活來，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了，癱瘓了一樣，有的還呻吟不止。這事叫基建大隊的嚴隊長從辦公室出來看見了，走過來把那個二勞改罵了個狗血淋頭：狗日的叫你領著人裝洋芋去，你就叫他們往死里吃嗎?你不會叫他們少吃一點嗎?你就不怕他們吃得脹死嗎?還真是被他言中了，農業隊一個姓吳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車上胃就被撐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後於半夜時分就斷氣了。

嚴隊長罵了一通，叫了八九個人來，把我們抬下汽車，扶回宿捨去。

扶進木工組的宿舍放在鋪上，我的胃還是疼，而且疼得更厲害了，簡直就疼了個七佛出世六佛升天，哎喲哎喲地呻喚，連哭帶喊：哎喲我活不成了!哎喲我活不成了!身體在炕上翻過來覆過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嘛。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夾邊溝農場在西邊十五六里的地方有個分場叫新添墩作業站，那裡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黨分子、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邊大乾渠上的閘門叫水沖壞了，領導叫我們木工組連夜趕過去搶修。我的胃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還要留下個人照看我，我們的組長石思良就把一個名叫牛天德的歲數最大的右派留下了，叫他照看我，也看著點木工房不要叫人把木頭偷了。四月份在蘭州已經是麥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夾邊溝，夜間溫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勞教分子的房子里沒有煤燒，有些人總是偷木工房的木頭取暖。

牛天德是舊社會的大學生，解放前就是東北一家工廠的工程師。五十年代國家大力開發大西北，從上海、天津和東北來了許多人支援大西北的建設。他從東北來到蘭州，在省建工局當工程師。他那時已有五十多快六十歲了，身體很弱，一副儒雅書生的樣子，干不動大田裡的農業活。我們木工組的組長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夾邊溝來勞動教養的木匠，認識他，也同情他可憐他，就跟領導說牛天德會干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組來了。木工組的活比在大田勞動輕松得多，石思良要他來實際上就是照顧和保護他不要累死。

在木工組我和牛天德的關系非常好。我是夾邊溝農場第一個到木工組的右派，是木工組的元老：那是五八年夏季的時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壞分子帽子但實際上是政治犯的人來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那時候勞動工具不夠用——原先的勞改犯留下來的鐵杴和洋鎬才有幾百把——農場新買來的杴頭和杴把在院子里堆著，可是沒有木工安裝起來。我年輕，膽子大，就跟管教幹部自告奮勇地要求去安裝鐵杴把。我說我雖然沒當過木工，但小時在農村安裝過自己家的杴把钁把，那沒有多難。管教幹部說那你就試試看吧。於是，我把勞改犯們留下的幾件工具斧子刨子鋸子收拾了一下，日以繼夜地安裝鐵杴把。鐵杴洋鎬裝完，我就留在木工房當木匠了。後來從白銀市的有色金屬公司和省建工局送來了幾個真正的木匠——都是有右派言論的工人——手藝好得很，進了木工組。我跟他們學了些手藝，還就成了個好木匠。我們木工組還有兩個木匠是蘭州建築公司的工程師，幹了兩年木匠活，也都成了好木匠。

我和牛天德關系好，是因為我看他學問大，對人又和善：我年輕，衣裳破了也不補；他看見了，就說，小高，把你的衣裳脫下來，我給你補一補。他是個很愛干凈的人，看見我的衣裳實在臟得看不過眼去，就逼著我把衣裳脫下來他給我洗。我呢，給管教幹部們修修門窗，做個板凳飯桌，總能帶回一盒香煙或者人家給一個饃，拿回來我都要分給他一些。他沒有手藝，一點額外的吃食都搞不到，餓得瘦成了一把骨頭。在木工組他的活還最累。因為他沒技術，只能幹拉大鋸解板子的活。我和他解板的時候，除了往我這邊拉大鋸，還往他那邊送——就是往他那邊推——叫他省點力氣。

由於他是個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關系好，這天夜裡他把我伺候得特別好。我一嘔，他就把洗臉盆端過來，叫我吐。後來我的胃吐得空了一點，但肚子疼得實在不行，他就叫我靠著被子斜倚著，他給我揉肚子。一開始，他的手一挨我的肚子，肚子就疼得受不了，因為我的腸肚裡都塞滿了土豆疙瘩，把肚子要脹破了。於是他輕輕地揉，在我能夠承受疼痛的情況下輕輕地揉。揉呀揉呀，終於我的腸胃通竅了；我開始拉，也吐，上吐下瀉。他呢，一會兒接我吐的，一會兒接我瀉的，然後把污穢物端出去倒掉，再回來接。

我吐呀拉呀整整折騰了一夜，他就一整夜忙來忙去伺候我，一刻也沒閉眼。

大概是天亮的時候吧，我上吐下瀉終於把腸胃都騰空了。胃部雖然還有點疼，但不那麼難以忍受了。這時候我又乏又累，睡意上來了，再加上牛天德把一個土爐子里燒上了木柴，把房子燒得暖烘烘的，我便既舒服又昏沉沉地睡著了。

大概是又吐又瀉把我搞得太累了，我這一覺睡得特別的深沉，一覺醒來，胃也不痛了，身上又有力氣了，我喝了一碗涼水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看看太陽的位置偏西得厲害，估計已經是下午三四點鍾了。我們木工組的人住在農業隊大院後邊的雜工大院里，挨著我們的住房就是木工房。雜工大院的人們都出工去了，大院里空曠無人。

我從木工房前走過，想到磨坊去。我在農場里最年輕，閑不住，平常就愛到處亂跑。這時候我覺得肚子又餓了，胃空空的，就想到磨坊去，找些吃的什麼的。可是我走了幾步就發現了一個奇怪的情況：木工房門口原先是扔著一個壞耙子來的。耙子你知道嗎，一個像短梯子一樣的長方形木框子，下面釘了許多大鐵釘，是用來壓碎土塊平整土地的農具。這耙子是農業大隊拿來叫我們修的，因為太破沒有修理的價值了，扔在門口很多天了。這天我卻發現有人把它搬到木工房的側面去了，立在牆上。我判斷有人拿它當梯子使了，上房了，我便也踩著耙子的橫檔爬了上去，想看看是誰上了木工房，他想干什麼。

我的半截身體超過房頂了，我站在「梯子」上看見有個人在離我幾米遠處趴著，他的屁股和兩條長拖拖的腿朝著我，我看不見他的臉。雖然看不見臉，但我認出他就是牛天德。我對他太熟悉了。我覺得奇怪：牛天德可不是個登高爬低的人，他的歲數也大了，身體也虛弱，膽子也小，平時幹活很小心，唯恐碰著哪兒磕著哪兒，可今天他竟爬到房頂上來了。他在干什麼呢?看他平平趴在房頂上的樣子，他是在干一件不願叫人看見的事情。

我覺得奇怪，便也沒有出聲，靜悄悄地爬上房頂，躡手躡足慢慢地悄無聲息地接近了他。好奇心驅使著我，我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干什麼?

我站到他的身後了，從他肩頭上看過去。他的面前鋪著一塊方形的藍色包袱皮，布上均勻地攤曬著一層粘稠的東西。粘稠的東西已經凝固了，凸起著許多白色的和略帶黃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簡直沒法形容它的顏色，是褐色的、黃色的和略呈綠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緊了!天啊，他在自己兩年來包裹著幾件衣裳當枕頭用的藍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曬著我昨夜吐出來和排泄出來的污穢物，而他正從那些污穢物里揀著小小的像指頭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裡塞。塞上一兩個洋芋蛋蛋之後，他從粘稠物的邊緣掰一塊已經凝固的粘稠物放進嘴裡，如同掰了千層餅的一角……

我的心真揪緊了!一剎那間，像是電流擊中了我，我的腦子嗡地響了一聲。我木雕泥塑般站著，大腦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持了多久，幾秒鍾?十幾秒鍾?然後就幾步上前朝著包袱皮踢了一腳。我原想一腳把那些東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腳只是把包袱布連同那層粘稠物踢得卷了起來。我又連踢兩腳，才把那些東西踢飛，踢到房下去了。

可能牛天德一點也沒想到會有人爬上房來，沒想到有飛來橫禍的一隻腳踢飛他的吃食，所以我踢第一腳的時候他嚇得閃了一下頭，嗓子里發出了輕輕的哦聲。可是當我連踢兩三腳把他的吃食踢飛之後，他的嗓子就發出了一聲撕裂心肺的尖厲的嘯叫聲：啊——

隨著這聲尖叫，他以從來沒有過的矯健動作一躍而起向我撲來。

他的凄厲的叫聲，那一聲慘叫，是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使我的心靈震顫了一下。繼而他又向我撲來，我以為他是要打我，要把我推下房去。我驚了一下，我沒想到那麼老實、善良的老人會像頭獅子一樣發怒，撲人。我嚇得往後退，可是退了兩步沒處退了，再退就要掉下去了，我只好站住，舉起雙拳擺出一副反擊的樣子。從他撲來的氣勢，從他憤怒的表情看，他一定要打我的，但他沖到我的跟前之後卻用雙手抓住了我的兩只手腕，停頓了一下，劇烈地搖晃著我的兩只胳臂說： 小高呀，我把你當成親兄弟，我以為你是個好人，沒想到你竟這么壞!

他沒有打我，沒有推我，他根本就不是能打人的人，沒有險惡之心的人，他只是使勁兒搖動我的雙手，用語言發泄他的憤怒：

啊呀，你太壞了，小高啊，你太可惡了……

我說，老牛，那東西能吃嗎?

他嚴厲地大聲說，怎麼不能吃，那東西怎麼就不能吃!

我說，不能吃，那東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陣，我的心翻騰得很厲害，我想說那東西很臟，不能吃，只有豬狗才吃那樣的東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說這樣的話如同罵他是豬狗，這會傷害他的心的。可我又想不出更恰當的語言來說服他不要生氣，也想不出什麼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解。於是我就只是反復地說那東西不能吃。

他說，能吃!

我說，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們爭執了幾句，我突然心裡一陣悲哀：一個文質彬彬的上了年紀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師，竟然吃起別人的嘔吐物和排泄物，人怎麼能這樣作踐自己呀。同時，我也感到委屈：我是為了維護他的尊嚴，可他竟然認為我是個壞人，奪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裡湧出淚水來了，我哽咽的嗓門說，老牛呀，咱們不要吵了。你是大學生，是知識分子，你懂，你心裡非常清楚，那東西能吃不能吃……

聽我這么說，他怔住了，慢慢松開了雙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懷里，哇哇地哭起來：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裡滾滾而下的淚水流到我的臉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來：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當時勸他不要哭，但我卻抱緊了他哭個不止。結果是我們兩人站在房頂上，互相摟抱得緊緊的大哭了一場。

這件事情過去近四十年了，再差四五個月就整整四十年了，可是現在說起來卻是歷歷在目，就像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老牛那聲凄慘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回響，我永遠也忘不了。可是，這件事深深地在我的心裡藏著，我對誰也沒講過；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組的那五個人從新添墩回來，我也沒對他們說。當時我想不通，老牛說我可惡，是壞人，難道我真是壞人嗎?現在時間過去了已近四十年，我也還是沒想通，沒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錯了嗎?張記者，你現在說一下，那件事我做錯了還是做對了?

高吉義先生講述完了他親身經歷過的故事，把他白發蒼蒼的臉對著我問。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因為從他的故事裡我也得不出結論：這件事他做得正確與否。恰好這時候有個老太太來買殺滅紅蜘蛛的葯水，他從一個深褐色的瓶子里倒出兩毫升葯液在一個洗凈並用棉花擦乾的小瓶里遞給老太太。老太太問價格，他說一元。老太太說八毛錢行嗎?他說行。老太太給他八毛錢後拿著葯水走了。

在他講述夾邊溝故事的時候，幾次有人來買花葯，跟他講價錢：五毛錢行嗎?四毛錢賣嗎?他都說行，不討價還價。

老太太走後，他又問我：張記者，你跟我說說，那件事我做錯了還是做對了。

我還是無法解答。我反問，那個老牛還在世嗎?

他回答沒有了，在明水農場就作古了。

出了那件事之後，你們的友誼結束了嗎?

沒有。我們的關系更緊密更親近了。作為木匠，我不是個合格的木匠，在當時來說，但是我是夾邊溝農場木工組的元老，人熟，所以我總是能搞到點吃的：給蔬菜隊修農具，我從菜地里拔些胡蘿卜來，吃時分給他一些。到磨坊幹活我就偷些面來打糊糊，也分給他一點。我在夾邊溝有一件特殊的工作：夾邊溝農場近兩千右派吃飯，有兩個大灶，基建隊一個大灶，農業隊一個大灶。灶房蒸饃饃的籠屜總壞，——里邊的木頭條折了或者蹺了——總是叫我去修理。每次去修屜，我都要從屜上刮下一大捧饃渣子回來，或者正大光明地拿幾塊發糕，炊事員們都睜一眼閉一眼不管我。不管是刮下來的饃渣渣還是偷回來的發糕，我都要給牛天德分一點。

可是到了夏收季節，他被調到農業隊去了。再說，夏收之後，我們的口糧減少到了二十四斤，糧食空前緊張，我也很難搞到吃的東西了。搞到了也不給他送去了，因為我自己也餓得夠嗆了。於是，好長時間我再也沒見到他。

大概是十月下旬的時候吧，那已經是遷移到明水農場以後了，我又見了一次牛天德。我們從夾邊溝遷往明水的時候，木工組就已經撤銷了，木工組就留下了我一個人，其他的人都編到農業隊去了。在明水農場的山水溝里，我一個人住在一孔兩米深一米二三十厘米寬跪下後頭能挨著窯頂的窯洞里。這是領導的安排，說可能還有什麼零碎木匠活要干，叫我從夾邊溝帶了斧刨鋸錛幾件簡單的木匠工具，就放在我的窯洞里。到明水後右派們就再也干不動活了，因為口糧減少到十五斤了，躺著不動也不能夠維持生命了。有些人跑到草灘上去捋草籽充飢。我沒去，我認為草籽沒什麼營養，補充不了捋草籽消耗的熱量，得不償失。我從草灘上拾些牛糞，在窯洞里點上一小堆火取暖，窯洞口掛著個破毯子擋風。我一天到晚在窯洞里躺著，挨著日子。那時候我也浮腫了，把單的棉的衣裳都穿在身上用來保暖，人臃腫得像個大胖子。

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躺在被窩里，聽見窸窸索索的聲音響，扭頭看時洞口的擋風毯子掀起了一個角。我嚇了一跳，以為是狼來了。那些天人死得多，山水溝附近狼也很多。可能是狼也會傳遞消息，明水農場有死人吃，遠遠近近的狼都集中到明水農場來了。天還不黑，狼群就出動了，圍著山水溝轉來轉去的。它們專門吃死後剛剛埋葬但又埋得很草率的屍體，有時還向活人進攻，一隻只都吃得肥肥的油光鋥亮的。狼的膽子真是大，它們像是知道這山水溝里的人沒力量和它們作斗爭了，竟然敢順著山水溝跑過來跑過去，見了人都不躲避。有一天夜裡一隻狼用嘴挑起我的窯洞的門簾把頭探了進來。由於窯洞里燒著一小堆牛糞放著紅光，我又拿起斧子揮舞，才把狼嚇跑了。這天毯子又被掀起了一角，我驚了一下，心想這狼膽子也太大了，大白天就敢往住人的山水溝里跑，就敢進窯洞。我急忙坐起，抓起放在身旁的斧子。但這時一個人尖細的聲音叫了一聲：小高，小高，你在這里住嗎?我聽不出是誰的聲音，把門簾撥開往外看，原來是牛天德。他掙扎著找到我住的窯洞來了，在門口坐下就再也爬不進來了，張著大嘴喘息。我趕緊走出去拉他，想把他拉進窯洞來暖和暖和。他不進來，他說看見我就行了。他說他不行了，活不了幾天了，住在山水溝南頭的一間臨時病房裡——就是一間大地窩子。他說他是專門來找我的，託付我一件事。他氣喘吁吁地從懷里掏出一把棕刷子和一個針線包，說，如果你能活著回到蘭州去，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把我的情況講給我女人聽。你拿著這把刷子去，不管是我的女人還是我的姑娘，他們能認出這把刷子和針線包來，這是我從家裡帶來的。我離開家的時候，女人叫我帶上這個刷子，叫我刷鞋用；我的姑娘把這個針線包放進書包裡面，說是衣裳破了好補。她們見了刷子和針線包，就會相信你講的都是實話。

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針線包，我再也沒說什麼安慰呀寬心呀的話，我答應如果我活著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針線包給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體情況，以我看再活不過三天了。我從夾邊溝到明水，已經看到許多人死去了。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里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鍾用以積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發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這天牛天德的樣子、說話的聲音和走路的姿勢就是這樣子的。

過了四五天，我就逃離了明水農場。我為啥要逃跑，就因為我還想活。我還年輕，我不想死，可我看不到生還的希望。我怕再過幾天就會變得和牛天德一樣了，想跑也跑不動了，我就趁還能跑得動逃跑了。那是十一月初的一天夜晚，我提了一根棍子防備狼的進攻。我的財產什麼也沒有帶，只是用一個布兜裝了幾本醫學書和老牛的刷子針線包。我是個醫生，醫學書對我來說是最珍貴的財產，當然要帶上。我是從明水河車站上的火車，大約是晚上九十點鍾，天黑透了。第四天的傍晚我到了蘭州，因為沒有錢買車票，也沒有介紹信作憑證買火車票，我在路上被乘警攆下去送到鐵路派出所的收容站。我從收容站逃跑出來扒車到了蘭州。我的工作單位是蘭州市中醫門診部，但我不敢回單位去：我估計關於我的通緝令已發到了蘭州所有的派出所和街道辦事處，我一回去就會把我抓起來。我是等到夜裡十點鍾才到我姐姐家去的，姐姐是解放前從陝北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解放後在三愛堂的解放軍總醫院當醫生。母親在我劃成右派之前離開了陝北佳縣，把家門鎖上，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一起生活。我的突然歸來令母親十分驚喜，一連聲地問，你回來了，釋放你了嗎?再不去了吧?我告訴母親是逃出來的。母親說回來了就好，回來了就好，只要不再去勞教就好。可是姐姐嚇壞了，一連聲地說，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你是逃跑出來的，公安局會到家裡來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擔心我連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說，姐姐，你放心，我不會連累你們的。我就在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問我去哪兒，難道一輩子在外邊逃亡嗎?我對姐姐說，我回陝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裡去抓我，我就在那裡當農民。姐姐說只有這一條路了。看姐姐同意，我就又說，姐姐，我求你一件事，明早晨你到火車站給我買一張明天去西安的火車票。我沒有介紹信買不上火車票，你是解放軍，穿上軍裝去買車票，不要介紹信。

姐姐穿上軍裝說，我現在就去吧。

姐姐走後母親流著淚和我說話：你不要怪你姐姐，現在社會上抓得緊；你回到老家可怎麼過日子呀，沒吃的，也沒燒的，冰鍋冷灶的……

我告訴母親：不要擔心，夾邊溝那麼嚴酷的生活我都經歷過來了，回到老家還能把我餓死嗎?說著話我突然想起牛天德託付的事來，我就拿過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針線包遞給母親。我說，媽，你這幾天抽個時間到暢家巷去一趟，到一個名叫牛天德的人家裡，把這個刷子和針線包交給他們家的人。我在一張紙上寫下牛天德家的門牌號，他的女人和姑娘的名字。我叫母親把紙張收起來，不要叫姐姐知道。然後我又對母親講了牛天德的故事……

牛天德的故事還沒講完，姐姐就回來了，她說買了早晨六點鍾的火車票……於是，轉天早晨天還沒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車……

我在陝北佳縣農村我家的窯洞里住完了一個冬季，春天到來的時候聽到了夾邊溝的右派回到原單位的消息。我想打聽一下回單位的右派是怎麼安置的，1961年的 4月，我又回了蘭州一趟。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幾天，母親告訴我，她把棕刷子和針線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見棕刷子和針線包就哭了，哭得很傷心，眼淚擦不幹……

聽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後說，你能不能講一講你從明水農場逃跑的過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從明水河車站上火車，因為離農場太近，有人巡邏，有人追捕……

高吉義先生說，要說我的逃跑過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驚心動魄……我們明天再談吧，我一輩子都在逃跑，關於這個問題，沒個三天兩天是說不完的……

我告別高先生離開他的花卉醫院。花卉市場的鮮花開得萬紫千紅。建蘭市場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販的叫賣聲、顧客的喧囂聲和廉價的音響轟然入耳令人頭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