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邊溝記事》:逃亡

《夾邊溝記事》:逃亡
　　
　　作者：楊顯惠
　　

　　　　　　逃　　亡


　　高先生，咱們接著昨天的話題談吧。昨天您談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間的故事，是很動人的，後來您逃跑了，跑回老家去了。今天我想請您談一談您是怎麼逃跑的——逃跑的過程。我訪問過許多在夾邊溝勞教過的人，有幾個人講述他們逃跑的曆程，也是很動人的。我想，您的逃跑的路上也會有許多曲折、危險和艱辛。

　　我在高吉義先生花卉醫院的鬥室裏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後，對高先生說。我這是第三次采訪他了。第一次他就概括地淡過他開設花卉醫院的經曆了：他是1957年在位於中央廣場的蘭州市中醫門診部定為右派的，——那時還沒有蘭州市中醫醫院——1978年落實政策，蘭州市衛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醫院工作，醫院的領導要他重操舊業當醫生，他沒有同意。他跟醫院領導說，自從定為右派之後，他已經二十幾年沒當過醫生了，在醫學迅速發展了這麼多年之後再當醫生，他隻能是個庸醫，而庸醫是要害人的。醫院領導問他，那麼安排你幹什麼好呢，去做個按摩師行嗎?他也沒同意，他說，我恐怕連個按摩師都當不好；你看看我的手，我這是當農民種地當木工拿鋸子的手，能去給病人作按摩嗎?你們就隨便安排我當個工人吧，燒鍋爐呀，掃院子呀，都行。隻要給我發工資就行。醫院領導麵露難色：那哪行呀，你是醫生，國家幹部，我們要是安排你當工人，市衛生局會批評的，說我們落實政策的工作沒做好。他的工作安排問題拖了幾天：領導看他真不願當醫生，就想安排他當個行政科科長。領導也是好意，覺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給個官當吧，也算是補償。可他堅決地拒絕了領導的好意，說，當官的事我是堅決不幹的，你們就叫我當工人吧。他自告奮勇自我推薦說，我給你們養花吧，就當個花工；咱們醫院裏光禿禿的，一塊草坪也沒有，一盆花也沒有，這哪像個醫院呀。當時醫院領導的心動了一下，因為市政府綠化委員會已經幾次批評過醫院了，綠化工作做得不好；醫院正想在綠化上花點錢。醫院領導問他，你會養花麼?他回答，我打成右派從夾邊溝跑回陝北的老家之後專門務勞果園，種過花。他看領導有點動心，就又說，你們隻要買點木頭，什麼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蓋花房，我保證三年之內叫咱們醫院評上綠化合格單位。領導看他真的不想當官，願意去養花，就很痛快地答應了，並說，你還是幹部編製，科長待遇。

　　高吉義在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養了十幾年花。他叫領導買了幾方木頭，自己解板子，自己蓋花房。他報名參加了一次北京《花卉》雜誌舉辦的培訓班。他建起了一個很好的聞名遐邇的花房，把蘭州各單位花房的名貴花卉引進了第一人民醫院的花房，把市場上最為時尚的品種引了進來。醫院各科室辦公室擺滿了四季花卉。僅一年的時間，市人民醫院的門口掛上了市綠化委員會頒發的牌匾……當年整過他把他定為右派而現在是高官的人都來他的花房參觀，向他要花……當市場經濟的大潮湧來的時候，他又向領導建議把花房推向市場，自負盈虧。

　　他在丘十八歲的時候申請退休，受聘於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產基地。後來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慣新主人的霸道憤而辭職，自己開}殳_r這個簡陋的花卉醫院。因為名聲遠播，幾家花卉公司的老板來請他，願出高薪，但他拒絕了。他告訴我，從夾邊溝出來之後，他就立誌永世不當幹部；離開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後又下了決心：不受雇於任何人。他說，現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擔驚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機關通緝追拿，開個花卉醫院給不會養花的人講講養花知識，一天掙個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遙自在……

　　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鋪著棉墊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堆滿瓶瓶罐罐的桌子邊上，把他農民樣的臉朝著我。他是50年代的中專畢業生。他還不算很老，才六十四歲，臉上皺紋不多，但一條橫貫前額的抬頭紋很深，像是刀子刻出來的溝壑。他的麵孔總是給人很嚴肅的感覺，皮膚粗糙，少有笑容。他也笑，但笑容還沒在臉上蕩漾開來就突然凝固，笑聲戛然而止。他的臉上，隻有那雙眼睛很有特點：很黑，很亮，顯出智慧、機靈、嚴峻和柔和的神情。嗓門於巴但卻洪亮。

　　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幹巴巴的聲音說，逃跑的經過嘛，那確實是驚險、曲折。昨天我不是跟你說了嘛，那是11月初的一個深夜，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窯洞裏來托付後事之後的三四天……不，不，我記錯了，不是深夜，是七八點鍾的時間。我那時沒有表，——原來有一塊的，是梅花表，到夾邊溝不久就叫分隊長收走了。仞到夾邊溝的時候我在勞業隊勞動，分隊長叫陳風林。陳風林是商業廳的一名科長，積極得很，為_『向領導邀功，對下邊的人很嚴厲。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叫我把表抹下來交給他。我}兌為啥把我的表收走，他說防止我逃跑——但我從開過晚飯後間隔的時間估計，那時也就八點鍾的時間，我提了個棍，穿上一件棉大衣，悄悄地出了窯洞，往明水河車站走去……

　　說到這兒，高先生停頓了。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憶什麼，義像是思考，俄而又說下去：

　　到了車站列車還沒來。我早就打聽好了，從那些酒泉、：矗門和嘉峪關來探望丈夫的婦女們嘴裏我早就探聽好了，夜裏九點鍾左右，有一趟從西邊開過來的慢車在明水河車站停車。我就在那兒等了一會兒，等著列車進站……

　　我打斷高先生的話：我聽說晚上有人巡邏……

　　對，你說的對，是有人巡邏，但那天我走的時間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邏的幹部和分隊長們都是八點半鍾才出門巡邏或者追捕逃犯的。從明水的山水溝到火車站才五六裏路，半個小時就能走到。他們去車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車快進站的時候才趕到車站去。他們知道，人隻要是逃跑，那都是計劃好的，在路上很難截住：人家隨便往哪個沙堆子後邊一藏，他們就找不著。但他們知道，逃跑的人總是要到火車站去買車票的，火車進站前總要從藏身的地方走出來的，總是要上火車嘛。他們就在你臨上車時抓住你。抓住了逃跑的人，回來就升級——因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綁或者戴上手銬送到飲馬農場勞改；最輕的也要關禁閉、開批鬥會，然後送到嚴管隊去。因為走得早，我那天運氣好，沒遇上巡邏的。那時候買火車票是要介紹信的，我沒介紹信，就也沒進候車室，就在路基下邊的黑暗處趴著。等待時機。

　　你遇到狼沒有?我又一次打斷高先生的話說，你昨天不是說了嗎，明水農場因為死的人多，周圍狼也多，成群結夥地跑到墳地吃死人，也撲活人。你沒遇到狼嗎?

　　狼，你說狼嗎?高先生怔了一下，說話也停頓了一下。狼，我是碰見了兩隻。那天夜色很黑，伸手不見五指，我專門選的這樣的日子。我看見了兩隻狼的眼睛，眼珠子綠瑩瑩的，也隱約看見了兩隻狼的影子，可是它們沒有撲我，沒有靠近我。可能它們看見我手裏的棍子了，怕我。也可能那兩隻狼吃得太飽了，不想吃我。　你沒害怕嗎?　也沒怎麼害怕。那時間我雖然浮腫了，但我到底年輕，手裏提個棍，一兩隻狼我還是能抵擋得住的，它對我還下不了手。　你走過去它們也沒追你?　沒追。可能狼看見我手裏提的棍了。　高先生回答完我的問題又接著說下去：等了一會兒，火車進站了。當火車頭上的大燈從候車室和票房前掠過的時候，我看見沒有站台的路基上沒有幾個上車的人，也看不見有追捕者。隻有一兩個手提信號燈穿藍製服的鐵路工作人員。車停下了。火車車廂的門一個個打開了，車廂裏燈火通明，列車員下了車站在門口。這是上車的好時機，但我趴著沒動。我沒有車票，怕走到門口列車員不叫上車，也怕像我一樣躲藏在黑暗處的追捕者撲上來把我抓住。後來，列車員上車了，車門關上了，有個提信號燈的人往車頭車尾搖了幾下，火車嗚地鳴了一聲笛，就聽一陣響，車開動了。這時我才從黑暗裏一躍而起，急忙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撲在列車門口的台階上，我的一隻手抓住了門旁的鐵扶手。我估計車站值班員沒有看見我。他要是看見了，給車頭發個信號，車就會停下。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就跑不了啦。可是車並沒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駛越快，一眨眼的功夫駛過了扳道房。過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我掙紮著在台階上站了起來，手緊緊地抓住鐵扶手，把身體貼在門上。門是鎖著的，也看不見列車員，我就開始用拳頭砸門。

　　在呼嘯的從巴丹吉林沙漠刮來的寒風中，在列車卷起的風聲中，在列車?當?當的響聲裏，我的拳頭砸在門上的聲音太微弱了。列車員已經走進車廂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務員室休息去r，根本就聽不見我砸門的聲音。——再說，我也不敢胡來，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進去了，也沒錢賠人家，那就麻煩啦。但是，我必須砸門，砸到列車員聽見。我不能總在門口站著：我已經凍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時間一長我會堅持不住的，就會掉．F車去摔死，或者卷進車輪下邊碎屍萬段。

　　我砸呀砸呀，終於，有一位穿越車廂的旅客看見了我。他走到門口看了看我，隔著玻璃喊了聲什麼，走進車廂去了。不一會兒，他領著列車員走過來了。列車員打開了門。這是名男列車員，他氣哼哼地從胸前抓住了我的衣裳，一把將我拉進車裏。他關上．r門這才開始訓我：你怎麼趴在門上!你想死呀，不想活啦!訓完了又問我有車票嗎?我說我買了車票。我裝出掏車票的樣子來，這個口袋摸摸，那個口袋摸摸。我穿的是一件小棉襖，外邊套了一件華達呢的中山裝，是我存著沒穿過的新製服。我的樣子並不像一個逃犯的樣子，並且由於逃跑前收拾過頭發刮過臉，所以盡管我沒掏出車票來，但他對我的態度還是客氣的，他把我叫到了乘務員室，沒再說什麼就關上門出去了。我在心理上覺得已經離開勞教農場了，有所寬心，再說經過這麼一番劇烈的折騰，我虛弱的身體已經累垮了，他一走我就歪在椅子上睡著了。睡了一會兒，突然我的腦門上一疼，我醒了，看見麵前站著一名乘警。是因為身體太虛弱太疲憊了，雖然麵前站了一位警察，但我的眼皮睜不開，又沉重地合上了。結果是我的腦門又疼了一下，而且比第一次疼得厲害。我再次掙紮著睜開眼睛，看見那警察笑著說，嘿，你還睡得挺香呀!醒一醒，醒一醒!說著話，那警察又在我的前額上彈了個腦?兒。我趕緊坐起來，接著又站起來。這時我清醒了，知道遇到麻煩了。但我嘴裏咕嚕著說出一句話來，顯示出我不怕他對他毫不在意的意思。

　　做啥呀，你把我打疼廠?

　　那警察似是一怔，但又笑r說，打疼l廠?你還覺著疼呀?我還當你沒醒呢。喂，車票呢，拿出來看看．

　　我知道騙不過他的，就說，車票，哪還有錢買車票?我兩天沒吃飯r，你們要有吃的，先給我點吃的吧。

　　警察眨巴著眼睛看我片刻．說，你是幹什麼n。．

　　我回答，我是陝西扶風縣委組織部的秘書，到明水農場搞外調的，．

　　有江件嗎?

　　證件?什麼證件?我在來明水的路上連挎包一起叫賊偷了，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餓了兩天_『。

　　那警察將信將疑，又停頓了片刻，才又問我叫什麼名字，還問扶風縣的縣長是誰，縣委書記叫什麼名字。這一切我都對答如流。當然了，我的姓名是假的，除此之外，縣長縣委書記都是真的，因為前幾天扶鳳縣的一位幹部來看望他的在明水勞教的右派親戚，說話時我聽下了，且都爛記於心。

　　那位警察問了幾句，看問不出什麼破綻來，——可能他也不清楚扶鳳縣在哪裏，縣長縣委書記叫什麼——但他對我的疑慮並沒消除，說，叫賊偷了你就該給縣上發電報嘛，怎麼半夜裏扒車?

　　我說，好我的警察同誌，你知道明水農場是幹啥的嗎?那是勞教農場，飯都吃不上了，餓死人，我還能在那裏坐著等彙款嗎?我跟他說話，口氣很隨便，叫他覺不出我有什麼慌張和膽怯。這一來他不好再說什麼了，跟我說話的口氣也變了，說，不管怎麼說，你不買車票是不行的。你先到車廂裏坐著去吧，到了張掖就下車。前邊是臨澤，小站，你下了車不方便。到張掖下車，你去張掖地委請他們幫你解決一下吧。你總不能餓著肚子回陝西去吧?

　　我知道，硬賴著坐車不符合我的“身份”，會露出破綻來，便順水推舟說，那好那好，我計劃就是在張掖下車的，到張掖縣委去請他們幫助解決一下我的困難……

　　到目前為止，我的逃跑還是很順利的，我認為自己騙過了乘警。可是車到張掖火車站，他把十幾名無票乘客攆了過來，叫他們和我一起下了車。下了車我想獨自走開，再混上車去，但卻被他喝住了。他和車站上的一位警察說了幾句話，那位警察就很嚴厲地對我們十幾個人吼道，過來過來，到這邊來!我還想像在列車上一樣對這位警察講些我早就編好的瞎話，但這位警察連聽都不聽，大聲喝道，走!往前走!這邊!

　　沒有辦法，我隻好跟著那群人走，進了一座黑乎乎的院子。

　　進了院子我就發現壞事了：院子裏黑壓壓都是人，有站著的有坐著的，有些人嘰嘰喳喳說話，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們的身後還有人被趕進來。一間大房子亮著燈，那位警察叫我們往那間房子走，說是叫我們登記。走到門口，我看見房間中央放了兩張桌子，坐著兩名警察。我在心裏立即做出決定不能登記：這是個收容所。1958年的春天，還沒有宣布我為極右分子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之前我就聽人說，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竄來蘭的無業遊民送進收容所，集體押上火車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農場、蘑菇灘農場強製勞動，每月發二十四元工資。我可是不能脫離虎口又進狼窩。

　　那位警察把我們領到房門口叫大家排好隊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後邊燈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個機會就離開隊列混進院子裏的人群裏。我在人群裏走了走，搞清楚這些人都是從河南、山東、四川等省來的農民，盲流，他們想到新疆去謀生，但在張掖被趕下了火車。我看見院牆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對兩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說：你們怎麼不跑?一個姑娘說，天亮了管飯，等吃完飯再說。我說我現在就要跑，請你們幫幫忙。我用雙手扒住牆頭，兩個姑娘從下邊推我，我翻過牆頭跑了，跑到候車室去。

　　候車室裏偶爾有警察走動，但我很鎮靜地坐在椅子上看書，裝成候車的樣子。我自信自己的穿著舉止不像個盲流，也不像逃犯。

　　警察還真帶出去了幾個人，卻沒來盤問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後太陽出來了，外邊開始暖和一點了，我走出候車室。經過一夜的折騰，我的肚子餓得扁扁的，又饑又乏，我得想辦法搞點吃的。離車站很近就是通往張掖縣的馬路，有幾家飯館，還有燒餅鋪，門口的玻璃櫃裏碼著很多燒餅，但是我沒有錢也沒有糧票買燒餅。我身上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隻有手裏提的一個布兜，布兜裏裝著我心愛的兩本書。我從蘭州到夾邊溝帶著它們，從夾邊溝遷移明水還保存著它們。在明水很多人把書撕掉燒火取暖了，我沒舍得燒。我從草灘上撿牛糞取暖。可現在我決定賣掉它們。我需要食品：我已經餓得雙腿發軟、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補充點營養，我就要倒在街頭了。

　　我把兩本書從布兜裏拿出來，雙手托著沿街走動，尋找買主。我尋找在我看來是念過書的人。我認為，那些不識字的人引車賣漿者流是不會買我的書的。當然，賣給搞醫的人最好，但我無法辨認出這種人來。遇到像是識字的人，我就走過去問，我這裏有兩本好書，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過去了，看都不看書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書，或者接過去翻一下又合上，遞給我：沒用，我不是搞醫的。

　　一上午我也沒有賣出書去。到了下午，我幾乎都絕望了：我已經餓得頭暈眼花，腳步蹣跚，快要走不動路了。我覺得麻煩了，我非得倒斃在張掖火車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與其倒在街上，還不如到候車室坐著去。在候車室倒斃，鐵路工作人員可能還要管一管，說不定在我氣息奄奄之際給我一點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這時候我突然就改變了昨夜的想法，進收容所就進收容所，總是要給口飯吃的，餓不死。我的腦子裏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兩個四川姑娘說的話：吃完飯再說。——她們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車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馬路了，這時我發現兩個蓄著長胡子的老人在一間房門口曬太陽。我看得出來，這是兩位有文化的老人。他們的穿著和臉色氣度表現出他們不是引車賣漿者流。我想再試一次我的運氣，便走近他們，以謙恭的口氣說，老爺爺，我這裏有兩本好書，你們買下好不好?兩位老人看了看我，接過書去了。他們兩人交換著翻了翻書，不說書好書壞，問我，你是哪裏來的?我告訴他們，我是陝北人，家庭是中醫世家；由於家鄉遭了災，想到新疆去謀生，到張掖沒盤纏了，不得不把這兩本書賣了。其中一位老人說，陝西也遭災了嗎?另一位老人站起來說，娃娃，你把這兩本書留下，我給你買兩個燒餅。在火車站的附近轉悠了一天，我已經了解到饑餓在張掖地區的慘烈，——街頭上臥著餓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張掖地區同樣的金貴，所以我二話沒說就同意了。那兩本書一本是《針灸大全》，一本是《針灸學》，要是放到現在，就是秤斤賣也能買三四個燒餅。

　　老人在一家國營飯館裏買了兩塊半斤的燒餅，還給我要了一碗開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哩呼嚕就把兩塊燒餅吃了，開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開水也喝幹了。

　　二碗開水和兩塊燒餅下肚，我的身體立即就發熱了，覺得又有了力氣。我又回到候車室，開始想辦法上火車。

　　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沒上了火車。現在回憶起來，蘭州往西的這一段鐵路上當時總共就跑著兩三趟列車，一趟快車，一趟慢車……可能還有開往上海來的一趟快車吧……我也記不清了，反正車不多。每一列往東的列車進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上不了車。車一進站，列車員就站在門口查票，沒票的人不叫上車。我親眼看見沒票又想上車的幾個背著包袱的河南農民叫站台上的鐵路警察帶走了。我就沒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沒能上了火車。

　　好在這個白天我從候車室外的台階上拾到一張廢票，等到半夜裏我曾乘坐過的那趟列車進站又要開動的時候，我手裏捏著廢票跑到車門口去，口裏喊著不要關門不要關門，朝著列車員晃了晃票，裝出很急的樣子上了車。

　　一進了車廂我就跑到另一節車廂去了。坐在門口的椅子上東張西望一陣子，看沒有人注意我我就鑽進座椅下邊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廁所，我一直在椅子下邊蜷縮著到了蘭州。在蘭州的事我就不說了吧，昨天已經說過了。在姐姐家隻待了一夜，好好吃了兩頓飯，一頓是我媽做的酸湯疙瘩，一頓是我姐姐?下的長麵，然後就接過我姐給的四十元錢，趁著夜色趕到火車站，用買好的車票上了火車，一帆風順地到了西安。

　　臨出門姐姐還給了我四盒香煙。我說我不吸煙，姐姐說不吸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關口重重，說不定用得上。姐姐說，蘭州的職工一月發一張票，可以買四合煙；這是供給姐夫的，再想多要一盒也沒有。

　　從西安去銅川仍是坐火車，買票要介紹信。這一關我過得很容易。因為是持票坐車，在蘭州去西安的列車上我和一位去銅川的旅客說話，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紹信替我買了一張車票。隻是他到銅川就不走了，從銅川去延安的汽車票可是成了最難過的一關。這裏買車票不光是要介紹信，還要登記發號，輪到你的號才能買票。當時的情況是汽車站人山人海，登記了的已經有七百多人，而每天隻發三輛卡車，一卡車隻能坐三十幾個人。我可是愁死了，怎麼才能到延安呀!啥時間才能到延安!我坐在候車室裏發愁，苦思冥想，這一關怎麼過呀!正在那裏發愁，我身旁走過來了一個人。這個人又像是汽車站職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他朝著我身旁坐著的一個小夥子說，把票拿出來，查票。那小夥子把車票拿出來了，他又叫小夥子掏證明。小夥子沒有證明，他說沒有證明你怎麼買的票?車票沒收!他還把小夥子趕了出去，不叫他在候車室坐著。我當時嚇了一跳，心想這個汽車站怎麼這樣嚴格，隨便沒收人家的車票?這要是查著我怎麼辦?會不會把我當壞人交到派出所去?可是仔細看看之後，我又有點懷疑那個人是不是汽車站工作人員了。他賊頭賊腦地轉了一圈，再也沒查別人的票，就出了候車室。我突然想，這是不是個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專門欺負老實巴交的鄉下人。我靈機一動就站起來跟上了他。他出了候車室進了一家飯館，我也就進了那家飯館。他坐在一張飯桌旁邊，我也走過去坐在那張桌子旁。為了顯得自然，我掏出一顆煙吸起來，並且斜著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對於我有什麼看法，抱著什麼心理，他也斜著眼睛看我。看了一會兒他說，你是哪裏來的?我說蘭州來的。他又問在哪兒工作?我回答蘭州中醫門診部。他停頓了一下又問，蘭州的香煙供應緊張不緊張?我回答緊張，一名職工一個月供應四盒。但我又補充了一句：我是醫生，比別人多搞兩條煙沒問題。這時他說話的口氣變了，求我的口氣說，你的煙讓給我一盒好不好?我說那有什麼關係，不就是盒煙嗎?我掏出一盒煙給他，他要掏錢給我。我把他的手推開了。我說，煙錢就算了，我不要了；我從外邊回來，在銅川人生地不熟買不到車票，你幫我買張車票行不行?他問我去哪兒，我說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麵環顧了一下，把沒收的那張票掏了出來，說，我這裏有一張替別人買的車票，就先讓給你吧。我大喜過望，接過車票給了他錢，並且把四盒香煙除了我吸的那一顆全都給了他。

　　意想不到地搞到了一張那麼難買的車票，啊呀，我心裏那個高興呀，就沒法說了：我尾隨他的目的就是搞到那張車票，我竟然如願以償啦!第二天早晨我正大光明地上了汽車到了延安。又過了一關!

　　到了延安。可是從延安到綏德的這一關又怎麼過呀，汽車站還是擠擠嚷嚷的，又要介紹信，又要登記。沒辦法，我隻好坐在候車室外邊的台階上等機會。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得好呀，機會叫我等來了：一個票販子手裏拿著一張車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說，有綏德的票要不要?我說要，多少錢?他說五塊。我說綏德的票不是二塊五麼?他說高價票，五塊，五塊。我毫不猶豫，一把將車票搶到手裏了。可我身上這時候隻剩下七八塊錢了，——那時候到處都賣的是高價飯，我的錢快花光了，到綏德後離家還有一百三十裏路，還不通汽車，我沒錢怎麼辦呀——我就對他說，我身上隻剩四塊錢了，就給你三塊錢吧，剩下一塊錢我喝碗水。他說不行不行，就是五塊。我說就給你三塊，你賣也得賣，不賣也得賣，你要是不賣我就喊了!我看得出來，票販子倒賣票也是偷偷摸摸地，害怕被人抓住，我就這樣威脅他。他還真害怕，小聲央求我說，別喊別喊，你給我四塊吧。我說就三塊，多一塊也不行。他隻好同意了。哎呀，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啥事都能做出來——我把票販子坑了一下!

　　第二天我就到綏德了。到綏德我就更困難了，身上隻剩下四元錢了，可是前邊還有一百三十裏路要走，——不通汽車——要吃飯，要住店。再困難也得走呀，這天夜裏我住宿在一家大車店裏，花了一元錢，早晨起來連早飯都沒敢吃就上了路。

　　出了綏德走了五六裏路，我是又餓又累，有點走不動了。這時迎麵走來了一個老漢。看老漢的樣子也是趕了夜路的，頭上用一塊布包得嚴嚴的，隻露著兩隻眼睛，肩上挎著鼓鼓囊囊的毛褡褳，露出糜子麵的饃饃。老漢看出我是個走遠路的人，就迎上來說，哎呀，你是不是昨天從延安來的汽車上下來的人?我說是的。他說，昨天晚上汽車站給我們鄉上打電話，說我的兒子從延安坐車過來，在綏德汽車站餓倒了，你看見沒有?我說看見了，有一堆人在汽車站上圍著看，有個從青海來的小夥子倒在路上走不動了。你的兒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漢說就是，他還活著嗎?我說還活著。聽說活著，老漢立即數落起我來了：哎呀，你們這些在外頭工作的人，心怎那麼狠呀，到家門口了，看見人餓倒了，就給上些吃的嘛，救人一命嘛……我說，老大爺，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況還沒有你的兒子好。你可以背了甜饃饃去看他，我前邊還有一百三十裏路要走。從昨天早晨到現在，就沒有一顆糧食沾過牙。老漢聽說我是餓著肚子趕路，立即就放下褡褳，拿出六七個糜麵饃饃往我的懷裏塞，那個熱情呀!然後就匆匆告別往綏德城裏去了。

　　我就是靠著老漢給的那幾個饃饃充饑，走了四天，整整走了四天，回到r我的老家——佳縣高鍾家窪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個月，調養身體，等身體好一點後才回到自家的家裏，打開生了鏽的鎖子……整整休息了一個冬天，天氣熱起來了，身體也緩過來一些了，我就參加生產隊的勞動了。

　　以後的事明天我們再談吧，你看天都快黑了。高吉義先生講完了他逃離夾邊溝農場的故事。我說，好吧，明天談就明天談吧。我扭頭看了看門外，有幾家花店的老板正在把一盆盆鮮花抱進房子，似乎是準備收攤了，但是我的采訪意猶未盡，我又說，高先生，你的逃跑的故事講得的確生動、翔實，但我還有個問題想問問你：你那天從明水的山水溝逃跑就沒有人發現嗎?沒有人追你嗎?　高先生說，這個……　見他沉吟，我又說：據我了解，大凡從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明水河車站上火車，因為那兒離場部太近，管教人員很輕易就追捕回來。　他還是沉吟不語。　我又問，你跑回佳縣老家之後，你家鄉的公安局沒來拘捕你嗎?我訪問過的逃跑成功了的人，大都是流落他鄉不敢回家或者回老家，凡是跑回城市和鄉下老家的，基本都被當地公安機關拘捕送回去了，因為一旦發現誰逃跑了，夾邊溝農場就向他的原工作單位或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機關發函，要求協助捉拿，或者直接派人去他家追捕……

　　高先生終於說話了：張記者，你問得好，問得好呀!我那天逃離山水溝，農場是派人追了的……

　　沒捉到你，因為你藏得好?

　　不是，不是這麼回事。張記者，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訴你的，因為這又是一件我一輩子也沒想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做錯了還是沒做錯。它比牛天德的事更加折磨我的心靈，使我寢食不安，經常在噩夢中驚醒……　我目不轉睛地看著他。　他說，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你吧：那天晚上的逃跑，不是我一個人，而是兩個人，我們是兩個人一起逃跑的。　兩個人?我驚訝極了。　他說，是的，兩個人……你聽我從頭說。在夾邊溝的木工組，我是元老，但是，這並不是說我的技術最好。技術最好的是我的師傅駱宏遠。駱宏遠是白銀公司的木匠。其實他原本不是木匠，而是土木建築行業的工程師，三十年代清華大學畢業，解放前就是工程師。解放後他在東北的一家建築公司工作。因為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五十年代初內部肅反後就不叫他當工程師了，下放當了工人，木匠。五十年代國家建設大西北，把他調到白銀有色金屬公司工作。1958年的秋季，白銀公司在反右鬥爭中老賬新算，給他戴上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夾邊溝勞動教養。作為工程師，他的水平怎麼樣我不知道，但作為木工，在我們的木工組，他的技術比蘭州大慶木器廠的七級木工魏立之的手藝還高。魏立之是真正的工人，因為說反動話戴了個壞分子的帽子送來勞動教養的。魏立之手藝特別好，在我們七八個木工裏是第一把手，活做得好，但是不識字，不認識圖紙。駱宏遠沒有七級木工的級別，可是魏立之能幹的活他都能幹，學問大，能識圖紙，還能設計和繪圖。那時候的河西走廊，包括夾邊溝農場，馬拉的大車都是大?轆車；木頭?轆，?轆比車幫還高，馬套在車轅裏，車轅往下傾斜，叫人看著就不舒服，更不要說馬拉著不舒服了。駱宏遠到木工組之後，他就提出了把大?轆車改進一下的意見。經過管教人員批準之後，他把車?轆縮小了。馬車?轆九網十八條，他設計的?轆小了，但仍然是九網十八條。九網十八條你懂吧?就是九塊彎曲的木頭盤成一個圓的車輪，十八根木頭的輻條支撐，中問是車軸。你可不要小看車?轆縮小這件事，那可是牽一發動全身的事，整個車型，各個部件都要變，而且變的係數都不同——真是很複雜的事。但是駱宏遠把圖紙畫出來了，大家按他的圖紙做各個部件，安裝起來後既漂亮又好用。夾邊溝的右派們趕著我們自製的馬車去酒泉縣拉糞，人們都圍著看。

　　我為什麼把駱宏遠叫師傅呢?自從進了夾邊溝，我就想這輩子完了，就是將來把我釋放了，也不可能再叫我當醫生了，再說，一個右派帽子把我也搞傷心了，我就下定了決心：將來就是再叫我當幹部我也不當，我就當個工人去，憑力氣吃飯，憑本事吃飯。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幹脆不當醫生不當幹部了，你再能鬥我個右派嗎?我下決心要學個木匠，做個手藝人。於是，我在木工組裏經過選擇，選了駱宏遠當我的師傅。我還給他磕了頭，正式拜他當師傅。事實說明我當時的選擇是非常正確的。我跑回陝北老家不久就跑出去搞副業，給生產隊掙錢給自己掙錢，文化大革命中農村要鬥我，我就又一次逃跑，在外邊漂泊、攬活，把我的全家——女人和孩子——都接出去……在那動蕩、激烈階級鬥爭的時代裏能生存下來，全都依靠了在夾邊溝木工組學下的那點手藝，仰仗了我的師傅教給我的識圖繪圖的知識。

　　昨天我跟你講了，在木工組我和牛天德的關係好，就像他說的像親兄弟，親如手足，這是事實，但和我關係最好的，真正好的，還是我的師傅駱宏遠。我和駱宏遠簡直就親如父子。古人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嘛。他每做一件活都要教給我做活的技術，不做活的時問又教我土木建築方麵的理論知識。我呢，給他洗衣裳，拆洗被褥，搞來什麼吃的食物，總要先給他一點吃。他是個木匠，但他有知識分子的高貴的人格，從來不去偷不去要，所以就總是挨餓。還有，他是從東北支援大西北建設，和其他的白銀公司的幹部工人一樣，是隻身來到白銀市的，家屬孩子還都在東北，所以他在夾邊溝勞教，生活上沒有人接濟他：家裏人可能不了解勞教生活的艱難，也是因為路途遙遠，來看望他或者送點吃的穿的不容易，所以他在夾邊溝的處境就最艱難。我就盡可能地幫助他吃上點喝上點。有過這麼一件事，有一次養兔場的人來叫我去給他們修籬笆牆。你知道吧，夾邊溝農場場部的對麵有兩座不高的土崗子，不高，北邊的那座一二十公尺高，南端的也就七八公尺高。不知為什麼，勞教分子們把這兩座土崗叫臥龍崗。因為南麵的這座崗子小，農場就把它用籬笆圍起來養兔子，叫兔子們在土崗上打洞做窩。那天我去修籬笆，也怪了，有幾隻兔子好像是沒見過人，稀罕人，總往我跟前跑，蹲在旁邊看我。我看看周圍沒人，就趁兔子不怕我的機會，用木尺打死了兩隻兔子。兔子好打得很，隻要瞄準它的鼻梁，輕輕一打，它就撲嚕一下翻倒了。我就把兔子裝在工具箱裏神不知鬼不覺背回來了，放在木工房的木頭板子下邊，想找個機會把它煮著吃了。還真是巧得很，天賜良機，就在我打死兔子的第二天，農場叫各隊派一些人去打柴，給夥房燒飯燒水用。我們木工組要出兩個人。打柴是在農場北邊的沙漠裏，木工組的人都不願去，每次都是組長派，派年輕人去。那天我不等組長派就主動要求我和我的師傅去打柴。師傅不願去，那是冬天，沙漠上西北風刮得冷徹肌骨，打柴不如在木工房幹活舒服。於是我又是跺腳又是使眼色叫他不要反對我的提議。最終組長派定了，就是他和我去打柴。從場部出來往沙漠裏走，他嘟嘟囔囔地說我，為什麼要叫他去打柴。他氣得要命。等到了沒人看見的地方，我從懷裏拿出死兔子叫他看，他就不再說我了，還笑了，還嗔怪我為什麼不早說。我跟他說，這種事能說嗎?叫人知道了彙報給領導，我就是不“升級”也得叫人捆一繩子呀!

　　那天呀，到了北邊的沙漠，我們兩個人避開了其他打柴的人，我從懷裏——我穿著一件黃大衣，腰裏係了一根麻繩，懷裏能裝很多東西——拽出兔子來，挖了些柴燒著吃。兩隻兔子我們一人一隻吃得那個美那個香呀!

　　吃完兔子肉，我們把毛皮和腸肚挖個坑埋掉了。——小心不叫別人發現呀。

　　昨天我說了，到了1960年的夏收，木工組沒啥活幹了，木工組就差不多解散了，——四五個人編到農業隊去了——剩下兩三個木工了。我的師傅駱宏遠也分到農業隊去了，我們就很少見麵了。

　　但是後來遷場，夾邊溝的勞教人員遷移到高台縣明水鄉建農場，到達的第二天我就意外地見到了他。

　　來到明水的第一天，我露宿在荒灘上，因為先我們到達的人沒有挖好足夠的地窩子和窯洞。翌日清晨，喝了一碗糊糊，我就在夥房附近——當時的夥房建在山水溝外的台地上——在山水溝土坎上挖窯洞。領導準許我獨自住一個窯洞，因為領導叫我帶過來了一部分木匠工具，叫我保管好，以備幹點零碎的木匠活。我挖窯洞的地方離場領導的辦公室——是建在台地上的幾間平房——很近，便於領導叫我。記得是挖窯洞的那天下午，師傅突然找我來了，他當時的樣子糟糕透了，胡子一寸多長，頭發像一把亂草，瘦得一把骨頭，麵色如土。他的衣裳破成了布條條，腿上從大腿往下，用麻繩纏著幾塊破布和油紙。我嚇了一跳，問他，你怎麼成這個樣子了?在木工組的時候，他還經常刮胡子的，衣裳補綴得也比較整齊，保持著一個知識分子的模樣。他沒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說，我的行李丟了。問他怎麼丟了，他說是坐悶罐火車來明水的路上，火車在一片很荒涼的遠處有幾排平房的地方停了一下，人們都喊明水到了，下車下車。有些人就把行李從車上推了下去。他也把行李推了下去。可是人還沒下車，火車又開動了，加速了，往東走。到了明水，農場派馬車去拉行李，他的行李和另外幾個人的行李找不到了。

　　他說話的神情沮喪極了。我當時還給他寬心：丟了就丟了吧，發愁有啥用。你就和我住一起，我們用一套被褥，湊合吧。

　　我跟你說過我的窯洞很小，就一公尺略高一些一公尺二寬，一個直筒子，兩公尺多深。這是開始的幾天，我和師傅擠在一個被窩裏睡。過了幾天，我從其他窯洞裏偷來了一床被子兩條褥子，是死掉的人的財物，給他鋪給他蓋。這時我就在窯洞裏邊往右手方向挖了個偏洞，叫他睡在裏邊，我睡在外邊。他歲數大，體質弱，睡在外頭受不了，風大。

　　就這樣睡了十幾天，冷得實在招架不住，我就到草灘上去拾牛糞，在我的腳底下靠近洞口的地方生上一小堆火。這樣還行，能抵擋一下初冬的寒冷。可是後來他病了，肝腹水。在夾邊溝木工組的時候他就因為肝硬化腹部積水住過一次農場的衛生所。這次腹水比上次嚴重，他的腹部脹得圓鼓鼓的，腰粗得像個大胖子。加上全身浮腫，他竟然肥大得連衣裳都穿不上了。我把衛生所的鄧大夫叫來看了看，叫他立即住院。衛生所的病房是離我的窯洞不遠的一個大地窩子；我抱著被褥把他送到那間地窩子去，在幾十個病號中間擠出一條條地方鋪好被褥，他就躺下了。過了幾天我再去看他，腹水似乎得到了抑製，腹部癟了一點，但浮腫照舊，身體更虛弱了。他坐起來和我說話，連說話的力氣都不夠了，聲音軟軟的，斷斷續續。

　　又過了幾天，也就是牛天德來我的窯洞托付後事之後，我準備逃跑了，——那時候我的腿已經浮腫了，臉也浮腫了，我的身體覺到了明顯的虛弱，心想必須跑了，再要是拖上幾天，想跑也跑不動了——又去衛生所一次，看望師傅駱宏遠。

　　我原想看看他就離開病房的，是去和他告別一下，因為我知道他將必死無疑，看看他有什麼“後事”要囑咐我。可是到了病房，和他說了幾句話，一種臨別的傷感之情揪住了我：我在他的身旁坐了許久。當時我心裏很是難過，我要走了，而他，我的師傅，一個有學問的好木匠將要在這荒涼的明水農場的山水溝裏作古，他的屍體將扔在荒灘上。這種傷感之情愈來愈濃，斤來我禁不住地在他的身旁躺了下去，把嘴對著他的耳朵小聲地說，師傅，我要走了，你有什麼話要托付嗎?

　　他沒有出聲，但是我明顯地感覺到他的身體顫動了一下。接著，他的手從被子下邊伸了出來，捏住了我的手，並且捏得緊緊的。他的朝著房頂的臉朝我轉了過來，身體也側了過來。我知道他要跟我說話，便把耳朵靠近了他的嘴。他說，你真要走嗎?

　　我沒說話，點了點頭。

　　他的因為臉部浮腫而顯得細細的眼睛看著我：我跟你一起走。

　　我嚇了一跳：像他這種身體衰弱到極點的人，哪能長途跋涉逃出明水農場呢!但是我知道，這也是他強烈的求生的願望，可能他在“病房”的半個月裏已經想過了：早些日子跑掉就好了。現在他的身體不行了，但是聽說我要跑了，他立即就決定和我一起跑。我想告訴他：你跑不動了，你還是在這裏躺著吧，熬幾天，可能上級會放大家回家去的。但是我知道，說這樣的話就如同說你在這兒等死吧。我不願傷他的心，便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也沒有說話。看我沒說話，他靜了一會兒又說，小高，帶上我，我能走。

　　他的細細的眼睛裏流出淚水來了：兩滴渾黃的眼淚，一滴眼淚從鼻梁上流過流進另一隻眼，和那隻眼裏滲出的淚水彙合，流過眼角。

　　我從心裏認為他是走不動路的，跑不出明水農場，但此刻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來，淚水在眼睛裏打轉，我把嘴貼到他的耳朵上，竭力控製自己不要哭出聲來，小聲說：

　　明天天黑，到我的窯洞來。穿厚些。

　　然後我起身快步走出“病房”。我怕自己哭出聲來。

　　轉天傍晚吃過了夥房供應的一碗糜子麵糊糊湯，我就開始準備逃跑。其實也沒什麼準備的，就是把棉大衣穿好，腰裏係了根麻繩，另外把我上午從夥房偷來的兩塊豆麵菜團子吃下去以增加我的體力。然後我就裝成睡覺，拉開被子蓋在身上，躺著，等著天黑下來，等駱宏遠來找我。經常有管教幹部或者拐棍們突然闖進窯洞來，查看你是否有異常的行為：是否偷殺了農場的羊隻煮肉吃?是否逃跑了，或者留下了逃跑的跡象?在等待的時間裏，我反複思考，駱宏遠會不會變卦不走了?他的身體過於虛弱了!我原計劃是要往西跑的，跑到幾十裏外的元山子火車站去上火車，如果他真的跟我一起逃走，那就不能去元山子車站了，隻能就近去明水河火車站。必須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從明水河火車站上車就增加了危險，可能被巡邏拐棍和管教幹部抓住，但我又別無選擇：他太虛弱了，根本就走不到元山子。我還給自己寬心，他就是走不動了，我背也能把他背到火車站的：我雖然體質也衰弱了，但他一個餓垮了的人能有多重……

　　我躺在窯洞裏胡思亂想，天還沒黑下來，駱宏遠就來了。我驚了一下，說他：你這麼早就來了，看護們不發現嗎?

　　他說，天黑了出來才會引起注意：這麼晚了你幹什麼去?

　　你出來沒叫人看見?

　　我跟看護說了。到史思良那兒去一下：我覺得活不長丁，要跟史思良托付一下後事。

　　我覺得他的話有道理，就叫他坐下休息，等待天黑再動身。

　　天很快就黑下來了，黑透了，從我的窯洞看出去，對麵二十公尺處的崖坎都看不見了，我們就動身了。

　　我選擇了窯洞旁崖坎最低的地方，把他推上去，我再爬t去，從窯洞頭頂的荒原往南走。我們不能從山水溝裏往南走，任何一一個偶然走出窯洞或地窩子的人看見我們都會產生懷疑：大黑天的，這兩個人要去哪兒?去幹什麼?那就要壞事。

　　從夥房後邊幾十公尺的地方走過去之後，我的心才放寬了一些：夜裏沒有人會來這個地方，漆黑的沒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見五指，就是有人從夥房和場部辦公室走出來也看不見我們。而且，據我的了解，巡邏的幹部和積極分子不會這麼早就出動，所以我們繞過了夥房之後就走到那條被來明水探視勞改分子的親人們踩出的荒灘』：的小路上來了。沿著人們踩出的路走省力。

　　為l『節省駱宏遠的體力，我叫他扶著我的肩膀走。

　　但是，走了不到二裏路，他就走不動了。我把他的一隻胳膊拉過來搭在我的脖子上，我的一條胳膊攬住他的腰拖著他走。我們的樣子就像電影上演的一個戰士攙扶著另一個受傷了的戰友。

　　就是這樣，又走了三二百公尺之後他還是走不動了，撲通一聲跪在地上。他急劇地喘了幾口氣之後說，你走吧小高，我真走不動了。

　　我明白，他已經竭盡全力了，否則，一個有著強烈求生欲望的人是不會說出這樣絕望的話來的。他比我大三十多歲，他不是個孩子，不是個意誌薄弱者。我說，站起來，你站起來，我背著你。

　　他說，你走吧，你自己走吧，我的確是走不動了，你自己到車站去吧。

　　我說，你說的什麼話，我能把你丟下不管嗎!起來，我背你。　他說，不行，那不行。　我說，行，能行。你快站起來吧!　在我的拉拽之下他站起來了。我背起了他，我說了一聲：抱緊我的脖子。

　　我背上他之後還掂了掂，心裏就暗暗叫苦。他並不像我原先估計的那麼輕：他雖然餓垮了，體質虛弱，但是因為浮腫，他的腰很粗，腿也浮腫了，他的臉腫得像個大南瓜。他身體的每一部分都像充了水的水囊，很大很重。

　　我背著他走了百多公尺，當我走到一片很暄的沙土地上之後，我就累得氣喘籲籲，心跳得要從嗓子裏跳出來。我的身體真是衰弱了，兩腿發軟，渾身出汗。我對他說，師傅，你下來一下，我們休息一會兒。

　　我放下了他。我們站著，我直喘粗氣，我對他說，不行了，身體真不行了，才走了幾步，你看我就成這樣了。要是從前，我一口氣能把你背到車站去。

　　他沒說話，站著看我。我也看他，但我看不清他的麵孔。天太黑了。黑沉沉的天空，黑沉沉的沙灘，隻有密集的星星明明滅滅眨著眼睛，但星星的微弱的光照不亮人的麵孔。空曠的沙灘非常寂靜，隻有強勁的夜風從我們身旁呼嘯而過。河西走廊的西端，人說一年刮一場風，從初一刮到冬，但最大的風季是從10月刮到4月

　　休息了一會兒，身體被風刮透了，汗水冰涼。我說，來，師傅，我們走。

　　我轉過身來，彎腰背他，但是他躲開了，說，不要背，我不要你背。　我拉他，說，你來吧。　他推開我的手說，小高，你還是自己走吧。你前邊走，我後邊慢慢走。

　　我說，你胡說個啥呀!我前邊走了，你能走到車站去嗎?來，快點，我背著你。快，要快走，要不就趕不上火車了。

　　我說著話又一次拉他，但他又往後退了一步，說，小高，你聽我說，你背不動我，再背就要把你累垮了；不光我走不了，你也就走不了啦。　我一驚，說，你這是說你不走了?　他說，我想走，但我估計錯自己了，我走不到火車站了。　我說，那就我背你嘛。　他說，不行，我不能叫你背我。小高，你快走吧，你再要磨蹭，有人追上來，你就走不脫了。

　　他說得有道理，可能這時候管教幹部或者拐棍們已經發現我和他逃跑了，已經來追拿我們了，但是，我哪能丟下師傅叫人捉回去，而我自己逃跑呢。

　　我說，師傅，這樣好不好：你既然不叫我背，那就還是你扶著我的肩膀走。我們慢慢走，我估計，巡邏的人還得一會兒才能出來，說不定他們還沒發現我們走了。

　　他說，發現了，肯定發現了，每天晚上都挨個地窩子、挨個窯洞查人數。

　　我拉住他的胳膊說，那就快走吧。來，我扶著你走。

　　我硬是拉著他往前走了幾十步，他栽倒了。我又拉起他來，像戰士扶著受傷的戰友那樣又前行了幾十步，他又跌倒了。我再拉，就再也拉不起來了。

　　這時候我有點著急了，說，師傅，你得掙紮著走呀，坐下怎麼辦?叫人家把我們抓回去嗎?再升個級嗎?

　　他已經累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良久，喘息方定，說，我的確走不了啦，我不想連累你，你快跑吧。

　　我看他實在無力行走，而我呢，也已經喘得不行了，也是兩腿發軟，軟弱無力，沒有能力背他或者拖著他走了。我仰臉看了看天空，看了看滿天眨眼的星星，心亂如麻。我說：

　　師傅，你真走不動了，那我們就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他因為喘息而低垂著的頭抬起來了，他的嗓子發出驚訝的聲音：你送我回去?你不怕升級?我說，升級就升級吧，我不能把你一個人撇在這裏凍死，或者叫他們抓回去。

　　他沒有立即說話，他靜了一下，以非常深情的口氣說，小高呀，你怎麼這麼糊塗，跑掉一個總比把兩個人抓回去好吧。反正我已經病成這個樣子了，抓回去還能把我怎麼樣?送到飲馬農場去嗎?叫我進嚴管隊嗎?你可就不一樣了，說捆你一繩就捆你一繩，說把你送走就把你送走……

　　我知道捉回去後的嚴重性，不是捆綁關禁閉就是正式逮捕送勞改農場，但我還是不忍心扔下我的師傅。

　　師傅看我不言語，又說，小高呀，你還認不認我是你的師傅?你要真把我當師傅，你就聽我的話，你走，你快走!凍不死，你放心我凍不死!等一下就有人追上來了，他們會把我拖回去的……

　　眼淚突然就湧上了我的眼睛，我哭著說，師傅，回去後你可要保重呀……

　　師傅在地上坐著，揮了一下手：走吧，你快走吧!

　　我轉身往車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幾步，站住，脫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師傅跟前：師傅，你躺下，躺下，我給你把大衣蓋上。

　　師傅說，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

　　我說，師傅，你就昕徒弟一句話，躺下，我給你蓋上，暖和些。我年輕，不怕冷。你坐著不動，會凍死的。

　　師傅說，你回家的路長，天寒地凍……

　　我說，師傅，你要不聽我的話，我就不走了。

　　師傅立即就躺在沙土地上了。我把大衣蓋在他的身上，蒙住他的頭顱。他的聲音還從大衣下邊發出來：　快走……你快走……

　　我抹掉眼角上的淚水，大步向明水河車站走去……把我的師傅……扔在……扔在……

　　荒灘……

　　高吉義先生講到這裏，嗓門哽咽泣不成聲，淚水從他粗糙的臉皮上流下來。他用像農民一樣粗硬的手掌擦眼睛。我的心也揪緊了，淚水湧上眼睛。良久，我才問：　你的師傅還……在世嗎?　高吉義先生原本幹巴的嗓門此刻被淚水漬得苦巴巴的，澀澀地說：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1961年的4月，我從老家回到蘭州，探聽回到各單位的右派是如何安排的?不，我不是為了這事回蘭州的，我是不放心師傅才回到蘭州的。我根本就沒回單位去，因為我早就下了決心，就是給我摘帽叫我回原單位當醫生我也不回去了——我再也不當什麼幹部了，今後我就當農民，或是去當木匠，憑我的勞動吃飯過日子。回到蘭州我問了幾個右派，都說我師傅跑掉了。對於人們的回答我很吃驚：怎麼會呢，他怎麼會跑掉呢，他已經衰竭不堪了呀。對於我的提問誰也解答不了，他們說聽管教幹部講的，我師傅逃跑了。且逃跑成功了。

　　就在我從蘭州返回老家前的一天，我搞清楚了：我的師傅叫狼吃掉了。

　　我跟你講了，我有一塊梅花表被我們的分隊長陳風林抹走了。離開蘭州前的一天，我跑到商業廳陳風林家去要我的梅花表。我打聽到他家的住址，敲門，進去的時候，可是把他嚇了一跳。不是因為要表，而是因為看見了我：是他給我開的門，但門開了以後，看見我，他嚇得尖叫起來：鬼!鬼……鬼來了!他撲通一聲跌倒在地，身體篩糠一般哆嗦。他的家人聽見他的尖叫跑過來扶他，我也去扶他，他競不敢握我的手。好半天，他才驚魂稍定，才跟我講了把他嚇成那個樣子的原因。

　　他說，那天夜裏八點半鍾，他和一個姓侯的小組長巡夜，發現我逃跑了，就向管教幹部彙報了。管教幹部叫他們兩個人往明水火車站追我。追到半路上，他們發現了一件部隊發的棉大衣。棉大衣血跡斑斑。他們每人拿著一隻手電筒，用手電筒照照衣領裏邊，寫著我的名字。他們在附近找了找，還發現一個被狼啃得隻剩下一小塊頭皮的顱骨。於是他們認定我被狼吃掉了，就用手裏提著的打狼棍挑著我的棉大衣回明水向領導彙報去了，沒再往車站去追。

　　那件棉大衣是我在中醫門診部當醫生時我的老師給我的。我的老師是名軍醫，曾經在北京協和醫院學習，醫術非常高，在中醫門診部我曾拜他為師。我和他都定成了右派，我是極右，他是中右留在蘭州降職使用，我送夾邊溝勞教。臨走，他把自己一件還沒穿過的嶄新軍大衣給了我，說酒泉那邊冷。夾邊溝的後期偷盜成風，怕大衣丟了找不回來，我在衣領處寫上了高吉義三個字。

　　我當時問了陳風林：你們認為我被狼吃了，那麼駱宏遠哪去了你們知道嗎?陳風林回答：過了兩三天我才昕嚴隊長說駱宏遠不見了。嚴隊長說，這老家夥還真跑掉了，想不到，真想不到。他到底什麼時間跑的嘛，怎麼就沒人知道呢!看來他的病是裝出來的，迷惑人的!陳風林還說，嚴隊長向管教股彙報了駱宏遠逃跑的事，管教股就向白銀市公安局和駱宏遠的東北老家的公安局發了公函，請那邊的公安局緝拿在逃犯駱宏遠，但都沒有回複。東北離明水農場也太遠，領導就沒有派人去追捕。

　　最後我才問陳風林，我的手表呢?陳風林說手表交給管教幹部了。

　　高吉義先生講完了當年逃離夾邊溝的故事後又說，想不通呀，一輩子也想不通呀，我師傅之死是怪我呢還是不怪我呢。當初我要是不帶著他跑就好了。帶著他跑，跑不動我把他送回山水溝就對了……

　　我無言以對。高先生不停地抹眼淚。良久，我說，高先生，收拾攤子回家吧，花市都打烊了。

　　花市打烊了，但是我們從花市的小院子轉出來，建蘭市場燈火通明。市場的無數盞燈光和城市的萬家燈火把蘭州市的夜窄照亮了，看不見一顆星星。

我和高先生約定，明天他向我講述夾邊溝農場有關狼的故事。